多年来，一系列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画面。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本报特邀部分主创人员及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共同回顾影视作品中描绘的建党时刻，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并探讨这些作品为何能长久地打动观众。

火种潜藏于觉醒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大众提及建党时刻，通常会先想到1921年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以及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核心任务在于阐明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为何出发。过去许多影视剧往往仅聚焦中共一大，跳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建党之间长达六年的思想酝酿与逐步深化过程。实际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建党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只有完整呈现这段探索历程，观众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何是历史和人民共同作出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弥补的叙事空白。

如今，《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深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第一组是“南陈北李”在海河边相约，立下建党誓言，这构成了全剧立意之核心，直面近代中国山河破碎的时代困境；第二组是李大钊与胡适就“主义与问题”展开辩论，完整再现了当时关键思想的交锋，至今仍是许多思政课堂的常用学习素材；第三组描绘了北大新旧学派的百家争鸣，辜鸿铭娓娓道来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鲁迅则挥笔写下《狂人日记》，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文人在救国道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一同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他们不惧抓捕，挺身入狱，尽显革命先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第五组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他们最终走向刑场的画面交叉剪辑，一边是怀揣理想奔赴海外求索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着血水、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烈士。这一双线对照的经典场景，引发了全网大量的二次创作内容，每逢清明节、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等，都会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回望，我期望观众能通过影像深刻理解“初心”二字的重大意义。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原本可以享有安稳富足的生活，却主动深入底层，投身革命，其初衷是为了让普通百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觉醒年代》从2014年萌生创作想法到2020年最终完成，历时近六年，剧本累计修改九次，全程坚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创作原则，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令我深受感动。我由衷希望今天的青年观众能够牢记那些为国捐躯、舍身求索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与不屈的坚守作为自己前行的指引。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黑暗中点亮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毛泽东饰演者）

迄今为止，我有幸五次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夕直至遵义会议。演绎这个角色，意味着要剥离伟人的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历程；在表演上，也经历了从“苦苦求索”到“化入骨血”的转变。

在拍摄《1921》时，我着力刻画他急切探寻救国道路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善于思辨、目光锐利、充满书卷气的青年。到了《问苍茫》，我则将重心放在扎根乡土的日常生活中。为了演好犁地场景，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双手和双脚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党内分歧，在争论中淬炼出更坚韧的团结。他曾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深夜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并附上连夜拟定的整顿计划送还，言语不多，却饱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到，真正的领导者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还要学会与同志争论后依然并肩作战，在分歧中坚守情义。革命道路既需要激情与锋芒，更需要同行者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困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无声的留白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场戏，他长时间伏案写作，随后抬头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漫长黑夜中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个体所经历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中最难把握的分寸之处。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种特质尤为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激烈辩论救国方案时，他已经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反差。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在行军途中，他曾向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柔软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鲜活动人。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与坚守的勇气。百余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本不乏优渥的家境和舒适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在前路不明的情况下，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身处黑暗时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举灯之人，他说：哪怕只剩一粒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能够明白，所有伟大，都源于那些在黑暗中敢于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顾我所扮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记住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视人民为老师，始终坚信，中国未来的方向就蕴藏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至今仍能给予年轻人无穷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次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饰演者）

如果今天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一定会选择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镜头。那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画面——尽管脸上和身上布满酷刑留下的血痕，但他始终面带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烁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的寒冬，我光脚站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身负二十多斤重的镣铐，那份切身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能触摸到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场戏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探寻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找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眸、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让我感慨的是，很多观众在线下认出我时，喊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塑造角色最高的肯定。还有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观众自发缅怀，都让我感受到陈延年已经深深走进了许多人的心中。全国各地的年轻自发前往安徽合肥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道：“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中，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让我动容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在看完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研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将他作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说明，这个角色真正完成了精神的传递。

如果今天我再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依然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为自己立下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真理，他便坚守一生，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了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在29岁便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具备那个年代先进青年共有的家国情怀，充满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对建党题材影视作品的历史走向早已熟悉，若想持续吸引观众并带来全新触动，答案在于“过程”。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了偶然、犹豫、险境与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下，一个个具体的人在特定时刻所处的真实境况。在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引导观众带着“他们是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包含三个可影视化的维度：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若只能选择一个切入点，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连接，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便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与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仅为28岁，与当今的年轻人具有天然的“年龄共振”的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场景：他目睹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样子，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感到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商业类型片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底色。类型化手法仅是表达工具，不能用于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运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乏生活化细节，宏大主题就像一座只有钢筋而无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产自日本，感慨道：“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以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重量。

要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长久留存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动作：在嘉兴南湖的一艘船里，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盘查——具象化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能更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凭借想象力去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的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建党题材的影像作品不断发展，不同视角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和审美表达，串联起了大众的党史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以一种中规中矩的方式影像化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保留了一些一手史料转化的细节，例如周恩来“伍豪”的化名源于抽签抽中的“5号”。到了《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试图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并从中提炼建党的历史必然性。而《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则展现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发掘新素材，寻求历史叙事的新可能性，并有意识地引入悬疑等类型化元素以提升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立足于当代的思想和审美，构建了更复杂 Thu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shaped more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They also fully utilized the latest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techniques to creatively expand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presentation. For example, Mao Zedong's run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1921"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poetic and artistic passages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have made the works refreshing.

Compared to theoretical and professional party history texts,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possess irreplaceable mass communication valu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ave stories, characters, situations, and conflicts, making them more watchable and impactful. The success of recent party-building theme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partly due to the general rise in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audi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gh-quality party-building themed works hav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resonance between the era's emotions and social psychology with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creating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promoting relationship.

To create party-building scene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creators must excavate content from mass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just rely on secondary sources. They must delve into original archives and other primary materials, and then integrate reasonable artistic imagination into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dramatic construction. For instance, in "1921," Mao Zedong's reunion with Li Da in Shanghai, wher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s compared to "the opening of a new company," this statement comes from a letter Mao Zedong wrote to Li Da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day, if only one party-buil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scene with the strongest sense of presence and highest completeness were to be recommended, I would choose the "Nan Chen Bei Li" rendezvous scene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This scene serves as the core conclusion, dramatic climax, and value apex of the entire drama, fully responding to the era's question posed throughout the series: after the awakening of the masses, how should they save the country? The answer is to establish a new political party. In the scene, the two men get out of the car, gaze at the dim sky and the widespread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weep with sorrow, and make their oath to establish the party. The segment combines realis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dialogue, cinematography, music, and editing seamlessly integrated. This oath-taking scene on the Hai River elevates the entire series to a new height, becoming a microcosm of classic party-building momen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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