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回顾过去，我始终铭记着19岁时便已深植于心的信念：我的生命应当致力于为人民服务。

在成长过程中，我深受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影响，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中学毕业后，我遵从父母的期望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冲破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和同学们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那是一个全新的天地，自由的空气中弥漫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了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自幼学习钢琴，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队员们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的处理上常有偏差，我便耐心地逐一纠正。大家因此说我“挺明白”，让我来打拍子，我便这样成了文工团的指挥。我的指挥生涯，也正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

文工团的生活深刻地教育了我，让我认识到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深山中，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唱出的朴素歌声，它们真诚动人，充满生命力。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源于人民，并应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此后，组织上保送我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为期三年的留学期间，我每天专注于专业学习，反复研读总谱，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观摩排练，欣赏演出，尽全力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的成长得益于祖国和党的培养，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重建，我调任首席指挥，并继续承担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在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演出前讲座”的形式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并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这样做，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从事的艺术。这样一件小事，我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致力于推动“洋戏中唱”。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止步于此。歌剧要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哪怕“听众”每天只增加一位，我也感到高兴。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使其更加健康、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这些年，不少人称我为“硬核奶奶”，认为我90多岁高龄仍坚持在一线指挥。这不过是因为我认定该做的事情，便会全力以赴。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三次罹患癌症。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病来了就治疗，如果是无法避免的，那就尽快完成必须做的事情，以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挺过来了。

不久前，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统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要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我感到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能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参加革命起，“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努力了一辈子。

我常常认为，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就能永远保持活力。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愿望，唯独珍惜所有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努力下去！